备忘录中的失信联合惩戒措施在应然层面系对现行法规范链接的结果,失信联合惩戒措施之有无制裁意图需从其后分别附录的法规范依据中寻找。
对此类信息，法院给予严格的适用限制，对欲托制定法条文之荫蔽而对信息公开横加阻碍的行为加以否定，但对禁止公开的信息涉及私主体权利时则加以尊重，近有案例成功援引此类豁免范围即是佐证。[10]但在来自议会、舆论和民众的各方压力之下，行政主体日益显示出对《情报自由法》的遵从，而信息公开是与去中心化的行政过程变革同步进行的，在信息更广泛地为公众知晓的同时，信息辨识和价值形成的任务也就更多地由国家层面转移到了社会层面，与此相应的制度变化还有公众参与的加强。
后半句将此类情形归结于上一种情形，可参考前文予限定。[27]Anthony T. Kronman, The Pnvacy Exemption to the 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 The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Vol. 9，No. 4，The Law and Economics of Privacy（Dec.，1980)，pp. 738-740[28]William L. Prosser, Privacy, California Law Review, Vol. 48，No. 3（Aug.， 1960)，pp. 392-393.[29]The Washington Post Company v.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et al. 690 F. 2d 276.[30]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Defense, et al. v. Federal Labor Relations Authority et al.，425 U. S. 352.[31]See Samuel D. Warren and Louis D. Brandeis, The Right to Privacy, Harvard Law Review, Vol. 4，No. 5（Dec. 15，1890)．pp. 193-220.[32]关于不当行为（包括misconduct和wrongdoing）以及由此受处分的公务员，美国司法审查实践的通常做法是进行利益平衡，权衡隐私权利益和公众对政府行为知情以及进行监督的利益，衡量中经常引进高级政府雇员和低级政府雇员的划分，对于低级政府雇员的不当行为往往对其姓名适用FOIA exemption 6隐私权类除外信息）,see Jesse C. Trentaduev. Integrity Committee, 501 F. 3d 1215，判决中有一句经典表述：The public interest in learning of a government employee' smisconduct increases as one moves up an agency's hierarchical ladder.（编码1234处）。此外，其行政系统受到较为严格的外部监督，罕有私下受托或上级指示特别处理的情形，也使得行政主体在公开信息时更少一些现实障碍。作为结论的反思：利益捆绑与配套机制从以上对政府信息公开排除范围的界定看，每一处具体界定均以公开与不公开的价值衡量为依据。在这里，信息公开本身就和社会安定结合在一起。
[35]这个案例反映出，危险信息的使用值得深思然而,立法体例标准亦有不足,其不仅无法解决未专设法律责任或罚则专章的法规范中行政处罚的识别问题,且即便法规范中设法律责任或罚则专章,但简单地以此识别行政处罚,恐有因过于绝对而略显武断之嫌。对于救济渠道的狭窄，也可以通过这种情况来解释。
（4）应修课程、学分要求、毕业论文程序及实体标准、图书馆数据库利用方式、各教学设施开放时间等教学事务。其中，规章规定的不予公开的其他信息，已经引起学者的异议。（2）直接攻读博士学位学生(直博)、免试推荐攻读研究生(保研)的资格获取标准、选拔和审查程序、候选人相关情况、录取结果。但对于这些差异的统计和切割成本暂时还是比较高的，加上社会效用目标偏低，这些成本就相对地成为重要的权衡珐码，导致排除范围切割的不彻底性，只能采用一种灵活而颇具弹性的方式去暂且处理。
从大学信息公开的一般原则，到信息公开的范围和内容，再到机构设置、公开方式、期限、依申请公开的基本程序、外部监督、法律责任等，《办法》建立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基本架构，使得信息公开的具体机制可以在这个架构中得以生成和延伸。在很多情况下大学及其下属机构或部门选择不公开，对于防止丑闻的影响扩大、限制经营收益分配范围、利用社会关系获取私人收益等都有着相当大的便利。
至于裁量余地(Ermessenspielraum )，在《办法》里更是非常广阔，例如信息公开应当公开到什么样的标准或具体程度，《办法》并未规定，这里几乎可以完全归入裁量余地之中。未来高等学校的信息公开工作，在《办法》的基础上必将得到进一步的推动。这种动力结构有着趋同化的力量，一旦有人背离了规范上被评价为正当的模式，背离者就会承受外部评价上的重大损失。除此以外，《办法》还给高校留下了广阔的决定余地(Entscheidungsspielraum )，例如第二十条规定：高等学校向申请人提供信息，可以按照学校所在地省级价格部门和财政部门规定的收费标准收取检索、复制、邮寄等费用。
实际上，如果我们通过机制设计模型来看待信息公开制度实践的困境，可以发现有两个根本问题阻碍了规则体系的优化。即使是在政府信息公开的潮流中，大学信息公开的脚步也显得姗姗来迟。就其排除范围而言，最引人注目的一点是第十条第一款：高等学校对下列信息不予公开：……(四)法律、法规和规章以及学校规定的不予公开的其他信息。从最简洁也是最基本的原理看，必须让依法办事者能够正常获益，而违规操作者比较确定地蒙受足以超过获利盖然性的重大损失，规则才能得到良好的实施。
第二个是掩盖信息的效用在不同事项上存在较大差异，如果效用集合不满足连续性和均匀变化的前提，在规则设计上就经常需要对这个集合进行合理的切割和分组，以设计更适切的规则。社会对大学的信息公开需求，包括就业率、就业结构、各专业历年分数线、资金投人和使用情况、培养方式、科研产出、师资力量、硬件设施、沿革历史（主要涉及改名、改制和合并的大学）等。
2.不确定法律概念和裁量余地过度存在《办法》的灵活性超过确定性，在当前的信息公开实践中可以认为是一个优点，但也同时是一个弊端。世界上各法治发达国家的政府信息公开及机构信息公开制度中，都未发现授权有关机构自行决定信息公开排除范围的先例。
对于内部的信息公开动力，只有在持续性出现多个竞争力接近的社会关系的激烈竞争时才有可能产生。《办法》分五章，包括总则、公开的内容、公开的途径和要求、监督和保障、附则，共32条。三是职业伦理压力，大学的行政管理层处在很高的伦理压力水平下，稍有差池就会构成丑闻，一旦传出不良消息，会影响相关人员的整个职业生涯。整体下来看，信息公开的系统动力不仅在实践中呈现结构性的缺失，而且还存在对公开的反向激励。不利于相对人合法权益的保护。没有公开的信息，不仅容易滋生种种暗箱操作和腐败的恶劣后果，即使是正常的运作也会受到猜疑，从而歪曲激励机制信号，进而产生一系列不利的影响：对教师而言，容易影响开展教学与科研活动的积极性，甚至迫使教师群体将心思用于旁门左道，也不利于教师队伍的团结。
仔细分析美国大学，包括公立大学的信息公开情况，可以发现政府信息公开方面的规定，实际上对它们的作用并没有那么强。《办法》是我们朝着这个方向迈出的第一大步，虽然还有众多的地方需要改进，但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相信中国大学信息公开之路会由此展开一段波澜壮阔的征程。
这些缺失的部分应当如何填补呢?答案并不是那么简单的。因为对于信息公开的社会效用估量不足，或者是出于代理人困境，社会效用目标的设定相对不是很高，这就导致一系列其他成本在衡量中被相对抬高：例如排除范围的精细切割、对违规的监督、救济与惩戒力度、依申请公开中严格的身份证明控制等。
相反，对于许多事情，我们的保密意识却足够浓厚。这里的公共利益也待界定清楚。
收取的费用应当纳人学校财务管理。新中国大学信息公开制度的现代化建设，是改革开放后开始起步的，而直到最近才出现重大进展。四、中国大学信息公开制度建设：未完成的使命中国大学要做到信息公开、提升透明度，需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此后，部分院校的职称评审、人才招聘等逐渐实行公开化，但这种公开化的进程是通过零敲碎打的方式缓慢推进的，并未实现制度化的推进，仅有2002年一个规范性文件（教育部、中华全国总工会发布的《关于全面推进校务公开工作的意见》）。
同时也压缩信息公开操作的投机对策集，也明确对公开的规范预期和细节操作，从而使得信息公开制度在几个方面能够得到实质性的推进。反之，如果信息公开和社会评价的相关性、社会评价和社会支持的相关性、社会支持和大学发展的相关性、大学发展和大学主管人员自身处境的相关性全部或大部分都不足，不公开对于行政人员的效用损失非常小，信息公开制度的建设和推行也是缺乏深层动力的。
信息公开对于大学的教学与科研秩序至关紧要。第七条更是列举了十二项应当主动公开的信息。
第三，范围有所扩展：《办法》中规定了十二项应当主动公开的信息，除去兜底条款外，剩余十一项信息覆盖了学校基本情况、各项规章制度、年度工作计划、学生招录、教学管理事务、学生权益救济、就业指导与服务、学科建设、软硬件资源、学生奖助、职称评审、人才招聘、收费、财务、应急、对外交流等许多方面。信息公开在我国大学的行政管理和事务处置中，一直没有被作为一个实践原则看待。
以上论述完全可以导出一个制度分析的数理模型，但笔者在此只是想借制度设计理论的一点背景来说明，大学信息公开制度的良性建设需要考虑什么样的环境和因素，才能满足激励相容的目标。这些信息的公开透明，能使教学、科研得到有序安排，教师和学生对自身活动的规划有一个合理的预期和认知，保障学生招录和教师职称评审的公平，促使社会支持的资源投人实现最佳流向，也能促使行政管理者尽其勤勉义务，有助于一定程度上控制腐败等等，具有非常丰富的价值和社会意义有学者认为，此款规定在实践中极可能导致高校通过自定规范，设定形形色色的例外情形，使得公开的例外情形具备了无限扩大化的可能，从而使公民知情权保护落空。《办法》第二条规定：高等学校在开展办学活动和提供社会公共服务过程中产生、制作、获取的以一定形式记录、保存的信息，应当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本办法的规定公开。
（5）领导岗位选拔的公开，包括目标岗位的权利(力)义务、选拔标准、过程、结果等。三、大学信息公开的理论和实践信息公开的制度设计一向是一个难题。
(一)《办法》的进步较之已有的一些信息公开机制，《办法》的进步之处主要体现在：第一，理念得到强调。2.不确定法律概念和裁量余地过度存在《办法》的灵活性超过确定性，在当前的信息公开实践中可以认为是一个优点，但也同时是一个弊端。
而信息的屏蔽也会削弱其他的社会支持。信息公开在我国大学的行政管理和事务处置中，一直没有被作为一个实践原则看待。